在面试一家外资银行的时候，赖凯颖发现和她一组进入最终面试的五个应聘者中，只有自己一个本科毕业生，其余四人均是研究生学历。

赖凯颖从来没有想到，回国之后的求职之路竟然会如此曲折。

在面试一家外资银行的时候，赖凯颖发现和她一组进入最终面试的五个应聘者中， 只有自己一个本科毕业生，其余四人均是研究生学历。在这四人当中，有两位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国内“985”大学，一位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悉尼大学，另外一位本科就读于国内“985”大学，硕士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。

“以前大家会觉得海归很厉害，但随着海归人数的增加和国内高校的发展，海归的竞争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。”她感慨道，国内竞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她的想象。

最终，她还是被刷了下来。

赖凯颖意识到，笼罩在“海归”头上的光环开始渐渐褪色，大多数海归和她一样，现在不得不面对“骨感”的现实：他们并未收获理想中的高收入，就连留学的学费也很难靠薪金赚回来。

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“海归”一词，意指回国积极投入市场化浪潮、进行独立创业或者走上专业技术管理岗位的留学回国人才。

8月12日，全球化智库（CCG）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《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》，报告显示，在被调查的80后、90后留学回国人员中，44.8％的人税后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，近七成海归认为月工资远低于自身期望；另外，专业不对口现象在海归群体中同样明显。

留学花费一百万，面试时“眼泪都要出来”

2011年，平时成绩优异的赖凯颖，只考上了一所国内的二本学校。

高考失利之后，赖凯颖选择休学一年申请国外大学。在雅思考到6.5分之后，她终于进入加拿大综合性大学排名第一的西蒙菲莎大学（Simon Fraser University），学习会计和金融学专业。

在赖凯颖毕业的2016年，西蒙菲莎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位于200名左右，和国内“985”的高校排名相当。

整个留学花费并不便宜。家境富裕的赖凯颖表示，留学加拿大四年的花费，已经超过了100万元。

毕业后，赖凯颖选择回国内。她找工作的第一站选在了广州，这是离她家乡最近的一线城市。

“在我大四的时候，我也有考虑过到底要留在加拿大还是回国内发展，但最终还是因为家人的强烈要求而回来。”赖凯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因为自己就读的大学排名较前，且自己也就读于热门专业，所以在回国之前，家人和自己对于找工作之事并不担心。

但回国之后的第一次面试，赖凯颖就感受到自己的状况，与国内用人单位需求存在区别。

“面试进行得还挺顺利的，但在最后，面试官问我几个相当专业的会计问题，当时我就知道这下悬了。”赖凯颖回忆道，她所面试的是一家国有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，在工作中需要经常处理财务报表。然而她在加拿大所学的会计课程，多是根据美国会计准则（US GAAP）或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（IFRS）而编写，但在国内的会计准则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，仍然相当明显。

“会计准则的不同决定了财务报表上的一些数据差异，招入我们这样的国外留学生，会使得企业在内部培训的成本升高。”赖凯颖这样看待她面试的失利。

让赖凯颖更加失望的，是她一次面试某国有银行时，主考官对她专业能力的质疑。在赖凯颖大四的时候，她便通过了CFA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，注册金融分析师）一级的考试。作为国际认可的金融从业者资格考试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杂志于2006年将CFA专业资格比喻成投资专才的“黄金标准”，而赖凯颖也是在经历近一年的准备之后，才成功通过了考试。

但这一个全球通用的专业考试，并没有得到这次面试官的青睐：“在面试的最后，考官问我有没有在国内考取基金从业资格证或者银行从业资格证，我跟考官说我准备考CFA二级，他冷冷地回一句‘整这些没用的做什么’，当时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”

现在赖凯颖已经离开广州，回到自己的家乡—南方的一座二线城市，在当地一家公司负责金融工作。这份工作，她坦承，有自己的努力，也有父母的介绍在里面。

拿着不到6000元的收入，赖凯颖觉得相当快乐。“现在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，五点半下班，公司基本没有加班文化，工作强度和压力也不大。周末也有很多时间可以陪男朋友和家人，这对于大城市的金融从业者而言，都是奢侈品。”

但有些时候，赖凯颖还是会觉得又不甘心：毕竟家人供自己留学花费超过100万元，对比自己不到6000元的月薪，“要做差不多20年才能回本啊，”她自嘲道。

母亲打工攒学费，求职中的优势只有语言

和家境富裕的赖凯颖不一样，刘逸凡的家庭只能算是中产阶层。

2011年10月，19岁的刘逸凡抵达日本大阪。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学习日语，通过留学生考试和日语等级考试，随后报考了在日本国内相当普通的一所大学—大阪经济法科大学，专业是经济学。

刘逸凡的母亲曾到日本工作两年多，积攒下了可供他出国留学的十几万元教育“基金”。

大三修完所有学分，他大四开始奔波在日本各个公司的就职活动中，计划在日本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回国，但在求职中处处碰壁。

“日本对外来求学的学生包容性还不是很大，而我在日本找工作的优势就是中文，很多日本留学生在日本的工作是一些免税店的销售。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一个留学的本科生，总不能在日本做个销售，卖手机吧。”

在日本经历了十个月的求职，刘逸凡5月份回国后就开始在网上投递简历，收到两家北京公司的面试通知便奔赴北京。

到北京的第一个星期，刘逸凡面试了两家贸易公司，都是对外贸易的工作岗位，这也是他最初向往的工作，在面试后却没有收到任何通知。“我在国外是到处碰壁，回国找工作就觉得压力很大，很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也因为是留学生身份，父母送出去念书也是十几万元的花销出去了，心里很多不安。”

在随后的第二个星期，他进行五家企业的面试。但其中与专业对口的工作起薪很低，起薪较高的工作则需要他放弃学了四年的专业重新学习。

“找来找去都是月薪5000元左右的工作，最高不过7000元。”他沮丧地说道。

“经济学的范围广，想在就业时能有优势，求职时反而觉得方向太多，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”刘逸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自己在求职中的优势，只有语言。

现在他就职于北京某家化学相关的公司，公关职位，负责对外关系，“公司要么招很懂专业但不通各国语言的人，要么招通外语但专业不对口的。我就是后者。”刘逸凡说道。

如今的刘逸凡，在北京的月薪为6500元，“在日本工作应届生能有20万日元，换算人民币每月大概一万二，回国后能拿到一半，我也觉得很知足了。”

用人单位：有海归语言都没学好

海归们对用人单位的待遇感到失落，很多用人单位对海归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。

“我遇到的一些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很松散，理论知识都学不扎实，修满学分一年两年就毕业，最符合公司需求的只有语言了。” 杨飞凡是从事国际早教育公司的HR（人力资源）。

杨飞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，来公司应聘的留学生不少，他们当中也有人表现不好。

杨飞凡所在的公司里对海归的接纳比例大概为3％，语言水平是用人的第一要素，第二是专业技能，第三是性格态度，其他再好，语言达不到标准也是不行的。“以前有一位英国很好大学毕业的海归，顺利毕业，但语言都没学好。”杨称。

在近期招聘文案策划时，杨飞凡就碰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，学习了一年的新媒体专业，“他认为自己是出去‘镀过金’，在面试、笔试时的表现都挺一般，在薪资和发展机会上期待还挺高，最后没有留用”。

数据显示，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，归国人数超过43万。

越来越多的海归涌入国内就业市场的同时，各种海归变“海带”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： “几十份简历石沉大海”“留学一年月薪缩水不到7000元”“海归对工作满意度不足40％”……

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红霞在研究中认为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海归就业的“匹配难”。 一方面，海归自身拥有的精英情结使其在就业选择中难以放下身段、理性选择；另一方面，在海归数量日益增多且高层次人才回流率低的背景下，海归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社会排斥，而用人单位在选聘海归时更加理性、务实，不再看重海归的身份符号，提高了聘用海归的条件和门槛.